亚裔美国人及民权：我们一犯再犯的错误
Frank Wu 北美新视界2016-09-13
本文作者Frank Wu 现任美国加州黑斯汀法学院教授，也是九月八日至十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首届美国华人大会的演讲嘉宾。 在会上Frank 以华裔美国人公共事务参与为主题进行演讲并主持种族关系的专题讨论。这篇文章是他受美国华人大会宗旨及议题激励有感而作。
在我开始致力于亚裔民权这一议题的时候，“亚裔”和“民权”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还很不协调。亚裔美国人并不比其他族裔的美国人更不美国人，但直到不久前才开始觉知亚裔也面临民权问题，而即便亚裔发声这件事，也仍然是在从犹犹豫豫的“也行”向略加确定的“应该”转变。然而我们几乎立即就形成了一些行为模式，我担心是否会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
早在“亚裔美国人”成为一个概念之前，他们就参与了民权事务。十九世纪，华裔美国人就诉讼至最高法庭，挑战当时排斥、驱逐、歧视华裔的法律。他们当中在美国出生的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回应那些只欢迎土生土长的“金色西部之子”。1929年，则成立了日裔美国公民联盟（JACL）。1956年，南亚人Dalip Singh Saund被选举进入了国会。越南难民为了他们的福祉乃至生存而抗争，成功地在路易斯安那等地安居乐业。
我们的潜在力量得到了注意。开始有人向我们募捐、寻求约见，甚至鼓动我们竞选公职。我们不再被认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族群。但是说我们的时代业已到来还为时尚早。下面这些话，我宁愿私下里说，这些话可能听来很粗鲁、不受待见，但是又是不得不说的实情。
至少在三方面，亚裔美国人的行动缺乏战略。我列举出来是为了我们能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首先，我们总是单枪匹马而不是寻求同盟。所见所闻，令我不禁黯然。不止一个熟悉民权事务的朋友跟我敲过警钟：华裔美国人往往对美国的种族隔离历史和其它亚裔的抗争贡献所知寥寥，反而与非裔美国人的抗争背道而驰，并对那些态度跟他们不一致的亚裔人士表现出蔑视。
我自己就亲眼目睹。我多次跟诚恳的亚裔美国人的谈过，他们惊讶地发现，“移民”这个词也包含自己。在他们怒气冲冲地谈论边界问题时，心目中就把移民跟非法的、拉丁裔的群体划了等号。这其实不符合事实，亚裔人口的增长仍然是移民大于本地出生，而他们身边总有个别人没有合法文件。还有另外一些交谈，我必须善意地指出，他们认为“种族定性”不适用于自己，这是出于无知而非出于恶意。在他们看来，种族定性影响的是非裔美国人和阿拉伯移民，他们不觉得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一代除了专心攻读、努力赚钱之外，还有什么必要去组织、去游行、去搅动民意。
更糟的是我们互树藩篱。我曾在芝加哥和达拉斯表达过对当地亚裔纽带的由衷赞赏。在这些亚裔人口不够多的地方，大家互通有无、抱团取暖，他们也别无选择。
在别的地方，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华裔不认可日裔，日裔也不认可华裔，或者华裔日裔占据了“亚裔”的定义而对韩裔、菲裔、东南亚裔等视而不见。来自东亚和来自南亚的族群互不买账，来自中亚前苏联地区的族群甚至根本没人考虑到。太平洋岛国居民后裔也很少被提及，只是偶尔作为统计数字存在。至于那些被收养的和混血族裔的人，则根本被忽略得一干二净。
而在华裔内部，各自差异造成更多的分裂：来自大陆的和来自台湾的，讲普通话和讲广东话的，以及代沟和政见不同造成的对立，这些分歧代代相传、有目共睹。
我们都是歧见的参与者。比如说，我们大都恐同，说得好听点至少是不支持LGBT权益，我们觉得那是白人的事情。我相信不少华人家长认为华人没有同性恋者，也假装孩子不用考虑性方面的问题。
第二点，我们天真地以为民权问题跟国际问题无关，仅仅是国内事务。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是美国人。我们在这里的事务跟中国怎么折腾没有关联，我们要比的是自己是否跟欧陆后裔的白人平等、是否跟非裔美国人平等，虽然前者更富裕（这是一个认真讨论问题时不能回避的事实）。
问题是华裔和中国同进同退。一般人分不清楚你是来自中国的华人还是本地成长的华裔，虽然我们自己认为区别很大。或许我们只是刚获得绿卡没多久，邻居或者同事因为中国的原因丢了工作时，同样会把怨气发在我们身上。她并不知道我们站在那一边。我们可以尽管声称自己爱国，可那在别人听起来还是有点做作了。
尽管我们试图温和地、一点点地矫正这些态度，我们还是要充分理解现实的骨感。否则，我们的一厢情愿会暴露我们自己的软肋。连我自己也得证明自己够“美国人”，并随身准备出示护照。
不论如何，我发现必须关注中国的局势，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如此。不了解中国就不能自称为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而且作为华裔，不管你喜欢与否，你必然跟中国有关。我正面地看待这一点。或许，作为华裔能够对涉及中国的事务以及美中关系起到积极作用。因为那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回避它将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第三，我们不应该涉入“祖国”的政治。我不想触怒新来的人，特别是政治流亡者。但他们跟祖父读一样的报纸，或者读中文版的美国期刊，生活在一个想象的社区里，并追踪着远在另一边的选举，而这些在一般美国人看来是太陌生了。
百多年来，美国华裔对故国的大小事务都有一种心理性的参与角色，在别人带有负面意味的印象里，有些人像是临时的过客、漂流者。他们是学生或者外派人员，学成之后会回国，并把启发性的思想带回去。他们是国际主义者，比归化的美国人要更加多元文化，轻易就可以走遍世界。
麻烦在于此地的民权和彼岸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你同时又惦记着国外的官职，你很难坚持说自己不是外国代理人。我们可能给自己创造了一些浪漫的想象，似乎从未离开自己村庄的舒适，而我们的孩子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把命运维系在太平洋的这一边。不例外地，我们的怀乡症阻挡了我们的进步。
我们所提出的政策，假如实施，必须是为了我们所在的社会整体受益。即便我们是为了他人、而受益者与我们又有亲近的关系，我们也是不被信任的。
我的结论是，有效的民权吁求要有所原则，要诉诸一套让其他人也能够共鸣的理念。务实，以事实为基础。在多样的民主社会里，长期的成功来自于联合。纽带和认同应该是赋权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
我们面对的世界有其既定的现实，但我们可以用愿景去建造它，成为我们希望的样子。
特别鸣谢周宇（Joey Li ）的精彩翻译以及 Prof. Wu 授权转发。 阅读英文原文， 请点击左下角.
Frank Wu （吴华扬） 曾任加州黑斯汀法学院院长， 现任教授，是加州历史上首位亚裔法学院院长，被业内刊物评选为美国法律教育领域最有影响力的院长。在加入黑斯廷斯法学院之前，他曾在华盛顿地区的著名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任教，是首位在该校任教的亚裔。Frank也曾担任位于其故乡底特律市的韦恩州立大学法学院院长，是该学院首位亚裔院长，时为全美仅有的三位亚裔法学院院长之一。吴华扬目前还是美国知名华裔组织百人会现任会长。
吴华扬是一名杰出的作家，在他的著作Yellow: Race in America Beyond Black and White（黄种人：超越黑与白的美国种族，笔者译）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超越黑白人种的民权运动范例。此书一经发布立即再版，不仅出现于影视作品中，还成为了研究美籍亚裔问题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