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 亚裔美国人与“模范少数民族”的神话
Ellen D. Wu 北美新视界2019-12-02
作者Ellen D. Wu是印第安纳大学历史教授，著有《成功的颜色：亚裔美国人与少数族裔模范的起源（The Color of Success: Asian America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l Minority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Modern America)）》。本文译自洛杉矶时报，文末有原文链接。
“虎妈”蔡美儿（Amy Chua）和丈夫合著的书《三重包装（The Triple Package）》，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亚裔美国人的轩然大波。《纽约邮报》的报道称，蔡确定了美国有八个高级“文化”群体，这使许多人大为光火：犹太人、印度人、华人、伊朗人、黎巴嫩人、尼日利亚人、古巴人和摩门教徒。对于亚裔美国人而言，问题在于，这又一种典型的“蔡氏出品”，尤其是延续了“模范少数民族”的神话，即亚裔在文化上、甚至在基因上，都具有使他们能够在美国社会成功的特征。【译注：三重包装指的是优越情结、不安全感、冲动控制。】
在20世纪中叶以前，“虎妈”并不存在于国民想象当中。相反，美国人认为中国文化令人恶心和卑鄙，把唐人街看作是堕落的妓女、赌徒和鸦片瘾者的栖息地，没有什么体面。议员和民众都用这些论点来证明和维持从1870年代到二战之间华人与主流社会的隔离、边缘化和受到的排斥。这些做法非常奏效：在当时，“中国人的机会”这次俚语，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功前景是〇。把文化作为成功的秘诀是有危险的，因为我们的文化观念并非一成不变。美国人关于中国移民行为的观念变迁的历史表明，“文化”通常是一个空白屏幕，让人可以根据当下的境况来投射各种政治议程。
二战期间，白人自由主义者痛苦地发现，种族主义损害了美国对抗轴心国的民主战争的能力。许多人认为，自1870年代以来禁止中国移民进入或成为归化公民的《排华法案》，损害了美国与中国跨太平洋同盟对抗日本。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运动开始了，希望推翻这个法律。废除排华法的公民委员会（Citizens Committee to Repeal Chinese Exclusion）承认，必须消除对“黄祸”苦力族群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因此，它在宣传材料中战略性地将华人描述为“守法、热爱和平、有礼貌，在我们中间安静地生活”。1943年，国会废除了《排华法案》。
在1950年代，记者、社会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重新利用了这个新兴的说法，随着他们寻求解决当时认为全国性的青少年犯罪危机的解决方案，这一想法越来越广泛地传播。《纽约时报》强调，中国年轻人对长者表现出“毫无疑问的服从”，而《 look》杂志则赞扬他们的“高度道德感”。纽约美国众议员Arthur Klein赞扬曼哈顿唐人街选民“尊重师长”、渴望教育和“稳定而充满爱心的家庭生活”。
这些叙事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延续了冷战时代思想的两条主要路线。首先是对核心家庭的重视。华裔美国人家庭的描绘，普遍归功于其井然有序的儒家传统，与当代保守主义者产生共鸣。第二是意识形态对立。称赞美国本土华人及其“古老”儒家的观察家，有效地在美国唐人街和毛泽东的中国之间进行了对比，以表明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
到1960年代，坚固、严格的家庭概念，已成为华裔美国人的新的种族刻板印象的基础，使其成为“模范少数民族”：家庭典范，社会上力争上游，政治上安静服从。在19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中，许多政客和学者以及主流媒体将华人与非裔美国人进行了对比。他们发现，引用中国的“文化”来应对民权和黑人权力活动家对实质性变革的需求是合宜的。
1966年，当时的劳工部长助理Daniel Patrick Moynihan为他的有争议的主张辩护说，过分强调黑人“文化”中的母权制是非裔美国人社区的“恶化”的原因，而相对富裕的中国人则拥有“开明的家庭生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毫不含糊地进行了相同的比较：“在提议用数千亿来提升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时候，本国的30万华裔美国人正在自力更生，没有依靠别人的帮助。”
然后，就像现在一样，亚裔美国人对这种在他们看来并不真实的并置感到困扰。首先，刻板印象掩盖了他们社区所面临的无数困难：贫困、毒品、自杀、精神疾病等。王灵芝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通讯（1968年）中警告说，唐人街的问题“将永远被政府忽略”，除非社区从“这个华人神话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进而，批评者们也不喜欢的是，与亚裔美国人的对比加重了对黑人的侮辱。1969年，Amy Uyematsu为总部位于洛杉矶的《Gidra》杂志撰稿，对“白人种族主义”的牵连感到愤慨，因为华裔被“树立”在其他少数群体之前，作为“效仿榜样”。
如今，“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既着迷又令人沮丧，恰恰就是因为它为解决国家最紧迫的问题提供了既明确而又不准确的蓝图。美国人在全球经济中面临的障碍、我们在社会经济中的流动性下降的前景、以及在困难时期育儿的不确定性，这些都是真正的挑战。但是，“文化”不能解释“成功”，正如它不能成为解决新千年困境的灵丹妙药。
关于“模范少数群体”的似是而非的概括，我们已经听得够多。我们需要看到亚裔美国人以及其他种族、族裔和宗教群体的面貌：动态、多样，而不仅仅是个单向度的定型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