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痛不欲生到重获新生，《走出深渊》纪录片预告短片首映&与剧中人现场座谈
抑郁症是什么？有人说是内向，不喜欢与人交往；有人说是矫情，企图博得众人关注；有人说是心情低落，忍一忍就会过去……
它藏在生活中隐秘的角落，让人容易忽视。醒来到起床需要几个小时，会被认为是懒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会被认为是休息不好；失眠多梦，肠胃不适，会被认为得了其他疾病……
以上其实都是抑郁症的表现，抑郁症会诱发或加重躯体疾病，会诱发患者施行自残，日积月累后可能会摧毁抑郁患者。
抑郁症，就像是大脑的“流感”，正在成为仅次于癌症的杀手。
可是，由于对抑郁症的不了解，很多人拒绝相信家人（尤其是孩子）患有抑郁症，更加不能接受药物和专业治疗，而是选择忽视或硬撑，最终导致悲剧产生……
本文的两位主人公，勇敢地走到公众的面前，用她们曾经痛不欲生的真实经历，来告诉大家——
抑郁症很可怕，
但比它更可怕的是“讳疾忌医”
是逃避和无知……
走出深渊 01: 彭一玲女士的自述
丈夫去世，女儿和我都病了
我和我的高中同学组成家庭，生下女儿。十多年前我移民美国，努力工作，操持家务，一心成为一位好妻子和好母亲。
但生活并不总是遵循我们希望的路径，精神疾病的挑战不期而至。
我丈夫41岁时因酗酒去世，这对我打击很大。白天，我强颜欢笑地工作，夜夜垂泪到天明。有好几次，我拿着车钥匙开了车门，连先迈哪一只脚上车都要考虑20多分钟。
雪上加霜的是，我还没从丈夫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又遭到更大打击：女儿发病了。
最初的迹象是，女儿连续十几天失眠。我以为她只是学业繁重，建议她多运动来解压。几个月后，女儿的情况愈加严重，认不得学校辅导员，也认不得我，必须强制送院治疗。
在医院，女儿被诊断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五个月内四次进出精神病院。我很绝望，整个人崩溃了。我长时间失眠，不停地哭泣，不敢出门，恐慌和极度焦虑。好几次试图自杀，想带着女儿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一天，我坐朋友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突然觉得朋友开车太快，受不了，要求她开慢点。当时我失控地尖叫，脸色惨白，冷汗直冒。朋友们以为我心脏病发，把我送到医院急诊室，四小时检查下来，没发现身体有问题。
医院建议我去看精神科医生，最终被诊断为恐惧症和抑郁症。
丈夫原来是双相
让我震惊的是：女儿的精神科医生根据家族史判断，我丈夫并非是简单的酗酒，他在大学时就已经患上双相情感障碍，一直用酒精自我麻醉。而我在20年的共同岁月中，对此却一无所知！
回想起来，我丈夫在世时已经有很多迹象: 他有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无所不能；有时又非常消极，什么都不愿意做。这其实是很典型的双相情感障碍症状。可是我不懂，只知他酗酒多年，根本没想过他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后来，我一直在反省，为什么没有从精神健康方面想过他的问题？20多年里，没人知道他精神上的痛苦。时至今日，仍然内疚不已……
彭一玲女士是资深的心理健康倡导者和教育家，是华裔社区多个NAMI项目的领导者和开发者。迄今她已经启动了五个华裔互助组织，在美国开发了第一个NAMI中文网站www.namichinese.org。
2016年，她获得NAMI国家多元化拓展奖、2017年NAMI加利福尼亚州多元化拓展奖。2017年11月3日，她以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负责人的身份，受邀参加香港首届精神健康国际研讨会并做演讲。
02 走出深渊: Sandy的自述（此部分内容来自《图解美国》-听我心声）
15岁的我坠入深渊
那是在2012年。我刚上高一。跟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我出去玩到深更半夜才回家。我做了一些冒失的事，根本没有考虑我那样做的后果。但是，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我那样做的原因是我自暴自弃了。
我当时正在与抑郁症抗争。那时候对“抑郁” 这个词我还不太熟悉，仅限于从到处播放的“百忧解(Prozac)”药物广告上听到。我试图搞清楚为什么我起不来床，为什么没有食欲，为什么整天睡觉还是觉得疲倦不堪。没在床上昏睡的时间， 我都花在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慢慢地我开始经常逃学，学习成绩严重下滑。随着成绩下降，来自父母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他们在气头上说的那些话，在我的脑海里回响让我倍受煎熬。我越发害怕让他们失望，因为失望之后他们会让我加倍觉得我自己太坏。我开始跟他们隐瞒我心底的秘密，并任性地尽量少跟他们交流。我觉得自己特别差劲， 那种感觉无法描述。有时候我跟他们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说一句话。我感到痛苦和麻木，气愤、伤感、绝望和孤独相互交织，每一种情绪都被扩大了。
我记得我想不顾一切地停止这种折磨。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感觉好像天要塌下来，我不堪重负。我爸妈出门参加聚会去了，我找到一些药，一口气全呑到肚里。我在卫生间的地上躺下来，心想我是否能知道什么时候是我最后一次呼吸。大概过了二十几分钟的样子，我爸妈回到家发现我趴在马桶上呕吐，吐出来药片。
尽管在精神上我已经放弃了，可是我的身体却在挣扎着想活命。刚开始他们并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最后我因为极度害怕我可能真的要死了，就告诉了他们。我感觉到我不想死，但是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我的爸妈气坏了。我求他们送我去医院，他们不肯，而且觉得我那样做太丢人了。他们充满怀疑地问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们？”
接下来的七八个小时里，从晚上十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处于昏迷和呕吐之中。等到天亮他们看我并没有好转的迹象，不得不开车送我去看急诊。第二天我被留在医院，我不由自主地走进精神科。
现在轮到我暴怒了。我不愿相信我的父母把他们自己的脸面和名声看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可是我刚刚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度过最漫长的八个小时，挣扎着从药物过量中恢复。之后的一周我住院接受治疗，其间要召开一次家庭会议。
父母拒绝面对事实
因为我跟父母交谈太少， 造成了我跟他们之间的语言障碍，所以心理治疗师安排了一名电话翻译。我的第一语言是粤语，但我出生在美国，更多时候我讲英文。到了我不再每天跟父母交流时，我就不会讲粤语了。
家庭会议进行得很折磨人。我父母那边很明显存在一些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我父母一向表现得很坚忍，他们从不示爱，不管是他们之间还是对我。他们搞不懂我怎么会抑郁。在他们眼里我有家有地方住，有吃有穿，他们觉得我不懂得感恩，那些生活条件不如我的人都没有感到抑郁。
按他们的逻辑，我没有理由消沉。心理治疗师提到我自残把手臂和手腕弄伤了，我爸爸的回答竟然是，“她不过是为了要引起关注。” 我记得离开会议室的时候我是多么沮丧和不安。在精神科遇到的所有人当中，我是少有的几个在治疗中没有得到父母支持的病人之一。
走到人生的边缘
时间到了2015年， 我读高三了。我已经几乎完成了大家认为最难读的一年的学业。那一年对我来说确实艰难，但不是因为大学申请和标准化考试。我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在申请大学和计划高中毕业以后做什么这些事情上。我说服自己我不会毕业，因为我另有打算。
四月中旬我再次服药过量。这次我爸妈没有犹豫就送我去了医院。他们从最初的气愤变成了担心和惧怕。
我服了大量的药，几乎对我的肝脏造成永久损害。医生强调说，是我父母的快速反应救了我，如果再晚几分钟我可能就没命了。
我被转送到首都华盛顿的一家专门进行肝脏移植的医院，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周，然后奇迹般地，我的肝脏功能开始自主恢复了。
爸妈每天都来探视我，在我疼痛到动都不敢动的时候他们会握住我的手。他们会抱着我，亲吻我，跟我说他们有多爱我。我看出他们的转变和惭愧。他们深感内疚，认识到以前给我施加了太大的压力，并一直贬低我。这些压力和打击成了家常便饭，终于让我对自己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在我不能实现这种期望的时候，我就怪到我自己头上……
《走出深渊》导演、制作人
常昌富（Chuangfu Chang）教授
常昌富（Chuangfu Chang）教授是中国江苏人，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他的电视职业生涯，当时他开始在中国一家大型电视台担任编剧和导演。除了作为一名独立电影制片人，他制作了多部广受好评的纪录片，还担任过几个国际电影项目的顾问。
在过去的20年里，他导演并制作的影片有：《爱无边界》（Love Without Boundaries）、《非法:黑暗贸易》（The Dark Trade）、《回家的漫长等待》（Long Wait For Home）、《看不见的红线》（The Invisible Red Thread）、《孔子村》（The Confucius Village）、《里基的承诺》（Ricki’s Promise）和《桥上见我》（Meet Me On The Bridge）等。
他拍摄了长达十年的关于“跨国收养”题材的系列电影，探讨了围绕中国文化、政治和跨种族收养的广泛问题，已在亚洲、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广泛放映。
常教授制作的电影先后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国家地理电视台、加拿大电视台、日本电视台、德国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中国电视台以及各大电影节放映。《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NBC新闻》、《CBS晚间新闻》、《NPR》、《南华早报》、《读者文摘》和《费城问询者》等主流媒体都曾报道过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