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大会专题十】聚焦亚裔民权,搭建族裔沟通合作桥梁










<br /> 【美国华人大会专题十】聚焦亚裔民权,搭建族裔沟通合作桥梁<br />




【美国华人大会专题十】聚焦亚裔民权,搭建族裔沟通合作桥梁


UCA



北美新视界

从上世纪70年代“陈果仁事件”,到近年来诸多华裔维权案件,华裔维权之路任重道远。9月27-29日,由美国华人联合会UCA主办的“2018美国华人大会”再次聚焦这一关系华人生存发展的重要话题。


“亚裔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论坛,特邀四名亚裔民权运动有代表性的领导者和历史见证人,分析解读亚裔民权运动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们的故事和心声。

大会特邀论坛主持人、美国百人会主席吴华扬(Frank Wu)(左一),论坛嘉宾:著名作家、民权活动家谢汉兰(Helen Zia)(左二),曾任加州众议员的日裔领袖、亚太地区国会研究所所长Floyd Mori(左三),亚裔美国人推进正义组织总裁兼执行董事John C Yang(右一)。

 

嘉宾故事:我为何选择投身亚裔社会活动?

 

Floyd Mori我在犹他出生,父亲是1905年从日本移民到美国的。我是第二代移民,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当年在那里做农民。那时犹他亚洲人非常少,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二战爆发,那是一段令人感到可怕的岁月。我当时不想做一名日裔美国人,后来去了夏威夷,才了解了日本文化。


我从犹他州乡村搬到加州城市,生活起了巨大变化。我注意到移民模式发生了变化,第一代越南裔与第二代、第三代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中国人也是一样。亚裔有很多恐惧,有时有羞耻感。如今时代变了,亚裔需要了解变化并了解历史,不能忽视我们的历史,新移民有时可能不了解历史及亚裔早期的斗争。

 

John C Yang我从2008年到2014年在中国担任一家美国公司亚太分公司的法律总顾问。亚裔美国人推进正义组织的主要工作领域包括:移民,投票权,反仇恨犯罪,人口普查,媒体电信。亚裔人口增长迅速,其中华裔增长最快。国会关于亲属移民的辩论,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能够移民美国。


当谈论仇恨犯罪时,关注非裔或拉丁裔社区非常恰当,他们的情况比我们糟糕得多,他们所面临的歧视,对他们的偏见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但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在当前的环境下,我们听到有关中国贸易战的讨论,它会有涟漪效应,无论我们在这个国家生活多久,依旧会被认为是外国人。人口普查非常重要,因为这能帮助我们了解华裔人口的增长模式。


我是移民,也曾经是一名无证移民,当人们谈及无证移民时,他们会想到拉丁裔,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国家里有大约30万中国人没有合法文件,我也曾是其中之一。由于1986年的两党立法,我获得了公民身份,我理解作为没有适当文件的移民的惶恐。今时,我想回馈社会,给予我们亚裔社区和所有移民带来希望和力量,确保他们得到应得的保护。

 

Helen Zia我很高兴能来赴会,听说过华人大会,对本会的主题非常感兴趣,我认为这些讨论话题对华裔及亚裔至关重要。我想说一些有关自已成长的事情、历史和背景,以及或许你们不知道的陈果仁案例


我当年获得全额奖学金,进入普林斯顿,那时的平权措施是一个正面的词汇,亚裔也受益,我是那些平权举措的“婴儿”,进入了藤校。我主修国际事务,而且也被医学院录取,但是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真正想做的是参与社区活动,改变世界。


我曾以为作为医生可以改变世界,但是我意识到这并不是我所希求的那种改变,我尽力在医学院待了两年,最终不得不放弃。我后来去了底特律,但是并没有在汽车公司的总部工作,而是去了一家克莱斯勒的工厂。


我的父母是移民,他们在麦卡锡时代来到了美国,他们那时非常担忧,我的父亲对我母亲说:不要对孩子说中文,因为他害怕我们会因此受到歧视,那个决定让我后悔了一生。我学过一些中文,大约是四岁孩子的水平,后来作为福布莱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学者,因为我当时撰写的一本书,在上海工作过六个月,中文水平从四岁提高到七岁的程度。当年我在底特律看到了许多痛苦和悲哀,那时人们在汽车行业从事高薪工作,后来被解雇了,没有收入也看不到前景。有不少亚裔在汽车行业工作,大多数是技术专家、科学家或工程师,他们被告知不要去工厂附近,因为可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日裔遭人痛恨,又因为华裔与日裔看上去并无区别,因此底特律的亚裔或华裔都成为了仇恨的活靶子。


当遇到经济或政治上的麻烦时,政治家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替罪羊,那年头这个替罪羊就是任何看起来像日本人的人——因为日本人知道如何制造省油的汽车。这就是为什么27岁的陈果仁惨遭两个白人汽车工人杀害的原因


陈果仁被杀后,一个运动产生了。在80年代早期,亚裔人口低于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如果不包括夏威夷、中国城、日本城或小马尼拉那样的贫民区,亚裔人口仅为千分之一,我们真的是被忽略不计的。在密西根我们似乎根本就不存在。


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作为一个社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教育自己。当年华裔和日裔没有交流,即使是华裔之间也缺少交谈,中国城非常小,城中华裔主要经营洗衣店和从事餐馆工作,说粤语或台山话,彼此联系不多。即便在讲普通话的中文社区中,也有亲台湾和亲大陆的,他们会互相争斗。所以亚洲社区并不存在,甚至亚裔这个词也不为人所知。


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始将社区聚集在一起,召集华裔开会,之后我们讨论是否邀请其他族裔参与。许多亚裔并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也不明了民权的含义以及为什么非裔和其他有色人种为争取公民权利而斗争的历史或背景。


我们开会,人们说心里话,说如果我们参与民权运动,需要讨论种族问题吗?需要讨论种族主义吗?我们说需要的,因为这正是公民权利的意义所在。


有人说,如果我们参与民权运动,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会不会让问题变得更糟糕?可是,如果我们即便不发声也肯定不能避免这个问题,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可能会遭到杀害,而杀人者却可逍遥法外。因为我们的社区很小,我们必须联系底特律其他进步人士,比如非裔、拉丁裔以及其他不同宗教和各行各业的群体。我们需要向其他社区说明,这里发生了可怕的仇恨犯罪,希望他们了解,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我们上了电台,听众打电话进来,一些非裔会打电话询问我们是什么人,是亚裔吗?是不是要坐享民权运动惠利?我们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当年的运动就是从这样的基础开始的。我们别无选择,亚洲社区太小,只能团结他人。


今天尽管我们有两千万亚裔,但我们仍然需要聚结在一起。如果亚裔、非裔和拉丁裔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彻底改变这个国家,我们就可以避免陈果仁事件重演,避免仅仅因为我们的肤色和长相就被认为是间谍,所以我们必须与其他社群沟通,鼓励大家积极参与。

焦点:为什么要搭建族裔沟通与合作桥梁?

 

Frank Wu: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搭建沟通的桥梁?为什么要与非裔及LGBT等其他群体合作?

 

John C Yang首先是华裔只有约百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影响政治变革,就不能不联合他人。亚裔只占人口的6.5%左右,所以除去加州或纽约等个别地区,如果有意影响政治变化,必须团结他人。如果亚裔加上西裔和非裔,我们就会占人口的45%左右,搭建桥梁是因为我们需要彼此。


就我而言,意义更加深远,各族裔之间的团结,就是美国的意义所在。除了本土的印第安人及贩来为奴的非裔外,我们所有人都是移民,这就是美国的美好之处。


我们移民美国,不是为了成为某个国家种族或族裔的一部分,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机会提供理念、机会和活力。搭建桥梁可以提升这个国家的精髓所在,那即是共同探索思想和理念,这就是我以为要建立沟通桥梁的理由。

 

Frank Wu:John,我想问个个人问题,许多中国父母并不主张跨种族婚姻,你有什么看法吗?


John C Yang这个你可以问我的父母。我在40多岁时才结婚,到了那个岁数,我父母很高兴我和任何人结婚。我们喜欢我们的家庭,我的孩子上了中文学校和韩文学校,所有这些语言糅合在一起,很有意思。庆祝这些文化中最好的部分,如过中秋节,品尝各种食物。我猜有些人担心我们不像彻头彻尾的中国人,然而,当你看到不同的文化美丽的融合,尤其是孩子们应对自如,并且乐在其中,这对国家有利。

 

Floyd Mori:追溯到1882年1907年,或1941年,亚裔遇到了问题,没有人代表他们说一句话,甚至于到了今天,这依旧有现实意义。Helen谈到了陈果仁, 9/11后的第二天,全体穆斯林被魔鬼化,我们做了新闻公布,希望不要让1941年发生在日裔身上的悲剧在穆斯林身上重演。在卡特里娜飓风灾难中,6万越裔没有代言人,问题诸多,红十字会没有一个能说越南语的。关键是我们今天需要了解历史,并明了理解我们相互之间的关联,我们必须与其他组织和其他团体联系和互助。

 

Frank Wu:Helen的婚姻是旧金山最早的同性恋婚姻之一,我请Helen就此问题谈谈她的看法。

 

Helen Zia:我认为对亚洲女性和亚洲女同性恋来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的婚姻是一个跨族裔婚姻,妻子是来自夏威夷的日裔。一位来自纽约的华裔和一位来自夏威夷的日裔之间有很多文化差异。


说到构建桥梁,就每一个个人来说,我们不仅仅是华裔、亚裔、非裔或信仰某个宗教,我们要复杂得多。薛海培曾提到,在当今这个数字时代,我们仍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你不能够因为不喜欢某个人就将其删除。


我知道亚洲社区中的许多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会说同性恋是白人的事,他们认为日本、中国、非洲大陆都没有同性恋者,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家庭有同性恋取向的成员,他们不一定会告诉你。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提供公开和交换真实思想的空间,这实际上是桥梁建设的一部分。


我当时就很害怕告诉家人,直到四十岁,才向我母亲说明了我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当年作为一名社区运动组织者,我的亚裔或非裔同事会问我是否是同性恋者,他们说如果你是同性恋,我们就不想你来参加女权运动。我当时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我不是同性恋者。


最终我先告诉了我的姐妹,然后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听到后只是淡淡地回答说“我知道了”,母亲还说,少时在上海,就知道有些人是女同性恋者。当Lear和我结婚时,结婚的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上,那是我们的第三次婚礼,那时有重重的法律困难,如果最高法院不改变法律,我们真还不知道我们的婚姻是否会有效。


在婚礼上,母亲接受了中文电视台的采访,他们问她,你觉得你的女儿和另一个女人结婚怎么样?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女人,她说:我八十岁了,有六个孩子。现在我所有的孩子都幸福地结婚了,我今天很开心。


当我瘦小的母亲说这话时,还有谁会与之争辩?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一是家庭,这也是建造桥梁的另一种形式,允许家庭在各自的社区中建筑这些桥梁。


热点:“虎妈式教育”能造就亚裔的成功吗?

 

Frank Wu: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被告知我们必须成为医生或工程师,或许母亲指望我们去上医学院。当然你来开会,是因为你对公共生活感兴趣。我们的这几位嘉宾都不是医生或科学家,我想问一下,你们如何解决“虎妈式教育”孩子这个问题?有些人谈到了代沟冲突,期望孩子获得完美的SAT成绩,父母和孩子如何处理这些冲突?如果你不进入哈佛大学或斯坦福大学,父母就可能不认这个孩子了。我有些夸张,但不是耸人听闻,我们如何应对没有中国入学考试的教育体系?

 

Helen Zia:大多数父母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去成为一名记者,有一度,最受不尊重的职业之一就是进入电视或报纸行业,但事实上,这些行业是与心灵和思想沟通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亚裔美国记者协会的一项活动,就是与学生记者的家长见面,这是一个真正可行的职业,像许多其他职业一样,开始时薪酬不高,但是如果坚持从业,还是会薪金不菲。


我们发现,我们与父母就非传统职业(如新闻或其他任何人文学科等)讨论时,多数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照顾好自己,过上充实而幸福的生活,父母期望孩子能在他们所知晓的职业从业并赚大钱。如果当年我告诉我的父母我会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他们会劝说我不要这样做,即使在今天,我也不太清楚投资银行家是做什么的。


如今可能会有所不同。我遇到过不少在神经科学、分子生物学和戏剧方面双专业或三重专业的学生,他们真心喜爱戏剧,但为了取悦父母,他们同时选修了其他专业,这些学生面临压力。其他一些嘉宾谈到了年轻亚裔,特别是亚洲年轻女性中的自杀流行病,在一些大学里,无法解释的死亡多是亚裔。因此我认为,在有关你的孩子从事一个非传统职业这个问题上,我们像别人一样,局限于我们的认知。我父母从来不知道除了医生、律师或教师和商人之外的任何其他职业,但是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身心健康,能够充分发挥其潜力,那么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去发展。

 

Floyd Mori:我是父母八个孩子中的第七个,并且是第一个从大学毕业的。我的父母不是你们所说的“虎爸虎妈。开始我是学工程的,大学念了约三年,后来我选修了一门经济学,觉得经济学比桥梁和道路更有意思,因此我将专业改为经济学。也正是在那时,我开始喜欢上自己的日裔文化背景,因此,我加修了亚洲研究的专业。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学习和教育的压力并不很大,当然还是要有良好的成绩。我有5个儿女,4人上大学,其中一个律师,两个商人,一个教师和一个从未出外工作过的家庭主妇,我有11个孙辈。就我妻子和我而言,孩子们并不必须做某件事,你们做你自己,寻求你喜欢的。


我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大学教授,所以我从那时起就和年轻人打过交道,培养年轻人。在我教大学生五六十年后,我有时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或脸书,邮件会说,我是某某人,还记得我吗?你在1961年教授过我经济学,我想让你知道我的成长,我成功了,我曾经对学习不感兴趣,是你鼓舞了我,后来我主修经济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我认为,应该帮助年轻人认识到他们的潜力。我昨天与一位来自洛杉矶的年轻女士交谈,她有意加入公共服务,曾经选修国际商业专业,但现在开始热爱社区工作,所以她把专业从国际商业转成社区组织,她想搬来华盛顿特区,我们在为她提供不同的机会和渠道。


因此作为长辈,我们需要鼓励人们实现自我,而不是要求他们成为什么。我有一个孙女儿是芭蕾舞演员,去了世界排名第一的伦敦芭蕾舞学校。亚洲人通常不认为芭蕾舞是一种职业,但我孙女儿非常优秀,她喜欢她所做的事,而且很成功,我为她感到高兴。政治很重要,也有你们的位置,如果有兴趣,可以来跟我谈谈,或许你不知道你真的可以影响社区并改变世界。

 

John C Yang对我来说这是个难题。我有两个女儿9岁和5岁,尽管很不容易,但是我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不想成为虎爸虎妈,但同时也知道所有父母所承受的压力,你会看到其他父母是如何在做的,也会看到其他孩子是如何做的,你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经尽力而为了。所以我不会也很难说自己不是虎爸虎妈,但是我有时想想自己孩童时的感受,父母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我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父母是虎爸虎妈,但我不觉得那是对的,尽管我的成绩优良,我仍旧为此困扰,后来成为了一名律师,虽然不是医生,但对许多父母来说是还是一个不坏的选择。我最终选择了我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作为父母,你们应该时不时地想一想,我做得对不对?我这么做是否是因为其他人的压力,这很自然,不须为此懊恼。我真的是在想为孩子未来做些事吗?很容易说,哈佛大学就是成功的标志,但是,美国有很多优秀的学校,我们不应局限于我们对学校的看法。其实根据你想进入哪个领域,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好学校。


我们需要扩展成功的概念。有多少人看过马友友的演奏?如果你见过他表演。你会意识到他沉浸于自己的演奏,我确信他是自我激励的。我们所有的父母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演奏乐器,但我们并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音乐会大提琴手,因为它太难了,但是马友友却在那里找到了愉悦。虽然像其他父母一样,我希望孩子能够自立成功,但是作为父母我应该牢记并希望孩子们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乐趣。如果你喜欢自己所做的工作,那么成功的机会就会相应提高。


难点:如何直面我们之间的偏见?

 

Frank Wu: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难题。与搭建桥梁相反,我们如何直面我们之间的偏见?举个例子,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承认他们虽然同意民权,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假如黑人更努力的工作,我们也就不需要平权措施了。这些言论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令人反感,而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历史,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身上都存在着隐性和下意识的偏见,他们会说他们只是不喜欢某某群体。


你们也许知道,一些华裔在二战期间佩戴我们不是日本人的胸徽,另一些人甚至竖起标语牌说:我比你更恨日本佬”, 试图以此举保护他们的生意和房屋。无论是无证移民、非裔或西裔问题,我们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我们自己有时会出现的偏见。有亲戚就问过我,为什么要为罪犯辩护?

 

Floyd Mori:我当选后,第一位来者是为同性恋社区游说的。我当时与同性恋社区没有关系,我不清楚来者的目的,他进了办公室,我有点不安,我们坐下来聊了,互相倾听,此后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多年来,我一直为同性恋社区呼吁。我认为,人与人之间需要有机会坐下来理解对方。


后来在一次特别选举中,我再次当选,我的办公室与一位共和党人相邻,他是保守派,我则倾向于自由派,政治观点相异,但我们有不少共同点,例如俩人都曾在大学里任教,我们成了很好的私人朋友,并一度成为室友,此后他入选国会。


一次,我去华盛顿想找一位日裔众议员为日本美国公民联盟提出一项法案,那是2006年,共和党主持国会并担任总统,他在那里,我和他打招呼,并且向他解释了我们的这项法案,他当时担任国会收入支出委员会主席,作为一个共和党人,我们虽然不能永远达成共识,但是他在长滩与日裔一起长大,也有日裔大学朋友,他坐下来听了我的解释,同意提出并让总统签署了此法案。这是因为我们彼此建立了关系,成为了朋友。


所以当你不同意某人时,不要过于严厉和过快地判断,你可能不明白为什么那个人会以他或她的方式思考,花一点时间聆听,花些时间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有些人是不可救药的,但是你不要想方设法地去攻击好人,尽量结交朋友。

 

John C Yang:我最终是一名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人们从根本上说是好的。我们在寻找相同的东西,希望保护和支持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我们在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尽管定义不同,但最终这是激励我们的动力。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述,有些人努力帮助社区,有些人帮助教会。


谈到偏见,我们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滤色镜,有时会有歧视倾向,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缺陷,并尝试纠正。我在尝试,虽然并不总是成功,但我试图不评判别人。相对来说我是属于进步和自由派的,但我感到自豪的是我能够与比我更保守的人交谈,因为我想了解不同的观点。我不会因为他们的观点来判断他们的人格,我不因为某人具备刻板印象,就认为那个人是个坏人,应该让他们解释他们思路的来龙去脉。


没有一种尺寸适合所有人,我想我要说的主要是让每个人都有一些成长空间,如果你能这样做了,我们就有了一个对话的场景。

 

Helen Zia:同意Floyd和John。我们今天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刻,公共媒体充满了过激的观点和旨在分裂我们的叫嚣。记得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一个聪明的中国老人对孩子说,你无法折断一把筷子,但你却很轻易地可以把筷子一根根地折断。这就是说,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就会失败。

我认为偏见是事实存在的,我们对他人缺少了解,我们甚至都不一定了解自己,我们怎么了解其他人呢?很不幸的是在电视、电影、视频,以及孩子们在iPod上观看的东西,在我看来,大多是有害无益的,我们都中了毒。


问题是如何解毒? 有些智库专门考虑如何分裂民众。我们都想居有一席之位,就需要有同理心,需要认识到认可人的生命,保障家庭的未来。


因此当我们反思时,我们还必须记住,我们自己是如何形成对他人的认知。我已经述说了当年在底特律的经历,人们需要开诚布公,通过交流以消除相互之间的恐惧。了解他人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所以,我们不仅要讲述自己的故事,还要聆听别人的故事。我们想要获得同情,就必须同情他人和社群。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我知道你们会谈论到平权措施以及亚裔在种族历史中的经历。某些政治意识形态力图分裂我们,在白人至上主义者看来,这房间里的每一位都不是人,假如你读过他们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信仰, 他们获得权力的方式是分裂和制造混乱,我们处于分裂和混乱的时代。


当今亚裔和华裔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处在某种中间地带,我们尚未确认自己的角色,但是他人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形象,或者是模范少数族裔,永久的外国人,黑帮,书呆子,艺伎等等,这是他人为亚裔树立的美式的刻板印象。我们处在了一个可以被利用的位置,这种情况现在比比皆是,用亚洲人作为反对平权措施或移民问题以及一系列其他等问题的棋子。所以我们不可忽视这一点,我们必须审视自己的偏见,注意是否被他人利用,因为我们没有人愿意受他人利用。  


(本期报道特别感谢余大鹿先生翻译整理;华人大会系列报道感谢解健、唐宁、黎观城摄影供图,硅谷丁丁电视台提供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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